被忽视的关联：人工智能监管如何影响国防与国家安全？

最新推荐文章于 2025-08-23 11:23:17 发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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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6 月，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《人工智能监管对国防的二阶影响：国家安全领域为何必须参与》报告，揭示了一个关键命题：尽管全球人工智能监管普遍将国防与国家安全领域排除在外，但技术的双重用途特性使其难逃间接影响。本文基于该报告核心内容，深入剖析主要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监管举措，及其对国防安全的多维影响与应对路径。

核心概念界定：监管与人工智能的内涵拓展

报告对 "监管" 采用广义定义，不仅包含政府制定的正式规则与执行机制，还涵盖行业自律规范、国际组织软性指引等各类控制手段。这种界定突破了传统法律框架的局限，更贴合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中的治理实践 —— 例如欧盟《人工智能法案》的硬性约束与英国 "沙盒监管" 的柔性引导，均属于该范畴。

在人工智能的定义上，报告聚焦 "目标导向的机器系统" 核心特征：能够针对人类设定的特定目标，对真实或虚拟环境做出预测、建议或决策。这一界定既包含当前主流的专用人工智能系统，也为未来人工通用 / 超级智能预留了空间，但明确排除控制先进微型芯片生产的技术，形成了与半导体监管的清晰边界。这种定义方式为跨领域监管分析提供了统一基准，避免了因技术分类差异导致的研究偏差。

主要国家监管举措的深度解析

美国：联邦与州的监管断层与协同

美国的监管体系呈现 "联邦自愿引导 + 州级硬性约束" 的分层特征。在联邦层面，两党虽认同政府监管必要性，但在具体路径上存在分歧，导致立法进程缓慢。2024 年《国防授权法案》要求评估人工智能的伦理使用并研究军事应用漏洞，体现了联邦层面对国防领域的特殊关注。拜登政府推动的《负责任军事使用人工智能与自主性政治宣言》获得 47 国认可，虽不具强制性，却构建了国际军事人工智能治理的软约束框架。

州级监管则呈现爆发式增长，2024 年有 45 个州提出人工智能法案，31 个州完成立法，形成与联邦层面的显著差异。加州的严格立法要求人工智能系统的算法透明度与数据可追溯性；犹他州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，规定内容生成需明确标识来源；科罗拉多州建立反歧视框架，禁止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在公共服务中产生偏见。这种州级立法虽不直接针对国防领域，但国民警卫队在协助地方执法时，已面临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的合规性争议 —— 例如某州禁止执法部门使用预测性 policing 算法，导致国民警卫队在联合行动中陷入技术应用困境。

欧盟：风险分级监管的溢出效应

欧盟《人工智能法案》作为全球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工智能规则，其风险分级体系对国防领域产生深远影响。法案将人工智能系统分为四级：不可接受风险（如社会评分系统）被完全禁止；高风险系统（如生物识别、关键基础设施控制）需满足严格的合规要求，包括技术文档备案、持续监控等；有限风险系统仅需满足透明度要求；最低风险系统则完全豁免。

尽管法案明确排除军事用途，但存在三个传导路径影响国防安全：一是警务与军事技术的重叠领域，如反恐行动中的人脸识别技术，因警务部门受法案约束，可能限制军事单位的协同使用；二是高额罚款机制（最高达全球营业额 4%）迫使企业缩减军民两用技术投入，据欧盟委员会统计，法案生效后 6 个月内，军民两用人工智能研发投资下降 18%；三是欧盟法院的司法解释权，其对 "系统性风险" 的界定可能扩大至军事相关技术。例如 2024 年底欧盟法院关于 "通用人工智能系统安全性" 的判例，已被军事技术专家视为可能影响军用人工智能测试标准的前兆。

英国：政治周期主导的监管摇摆

英国监管政策呈现明显的政治周期性。2022 年《国家人工智能战略》确立创新友好型监管原则，由金融行为监管局等行业机构实施 "沙盒监管"，允许企业在受控环境中测试新技术。2024 年工党执政后，原计划年底出台的人工智能立法搁置，转向更宽松的监管态度。

在国防领域，英国国防部 2022 年发布的人工智能战略强调 "独特风险管控"，要求军事人工智能系统满足可解释性、可靠性等七项伦理原则。政府通信总部通过技术顾问团队，确保情报分析系统符合现有立法。但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依据《数字市场、竞争与消费者法案》获得的监管权（最高罚款全球营业额 10%），已对为国防部门提供基础模型的科技企业形成压力，2025 年初有 3 家企业因合规成本上升，终止了与军方的非涉密合作项目。

新加坡：亲商导向下的国防技术暗线

新加坡的监管路径以 "AI Verify" 自愿框架为核心，该工具帮助企业验证系统是否符合全球治理标准，涵盖数据治理、算法公平性等 11 个维度。这种柔性监管推动了数字经济发展，但公开政策中极少提及国家安全。

值得关注的是其国防领域的技术布局：数字与情报局整合了指挥、控制、通信、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能力，国防科技局正将人工智能融入作战平台与武器系统。这种 "明松暗紧" 的模式，使新加坡成为东盟首个建立军事人工智能专项部队的国家。2024 年担任东盟数字部长会议主席国期间，其推动的《东盟人工智能治理与伦理指南》虽未形成强制约束力，却巧妙植入了适合军事技术协同的 "文化适应性" 条款，为区域国防技术合作预留空间。

国际组织监管的协同与分歧

七国集团：通用人工智能治理的局限性

2023 年广岛进程建立的通用人工智能护栏框架，包含国际指导原则与开发者自愿行为守则，试图为跨境技术合作提供标准。但其存在显著缺陷：一是仅关注通用人工智能的 "生存风险"，忽视军事应用的具体安全问题；二是数据流动规则面临欧盟法院否决风险，2024 年欧美 "数据桥" 协议差点因隐私保护争议夭折；三是未将国防供应商纳入监管对象，导致框架在军民两用技术领域出现空白。

联合国：决议背后的价值观博弈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1 年全球伦理标准确立了 "人权优先" 原则，要求人工智能系统不得侵犯国际人道法。大会通过的两项决议呈现明显分歧：美国主导的决议强调 "安全可靠的人工智能系统"，明确排除军事领域适用；中国主提的决议聚焦 "能力建设国际合作"，主张技术普惠。这种分歧反映在安理会讨论中，秘书长提议建立的人工智能治理机构，因成员国在军事应用监管权上的争议，至今未能落地。

北约：军事标准的协调者角色

北约 2021 年人工智能战略确立的 "负责任使用原则"，虽无强制执行权，却通过标准化办公室推动成员国采用统一技术标准。其制定的《军事人工智能系统测试与评估框架》，在数据质量、算法偏见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，已有 26 个成员国将其纳入国防采购规范。但成员国在 "致命自主武器系统" 监管上的分歧，导致相关标准制定停滞，反映出军事人工智能治理的复杂性。

监管共性与国防领域的特殊挑战

全球监管呈现三大共性特征：一是监管方式倾向行业或用途导向，仅通用人工智能领域出现技术导向监管趋势；二是责任主体集中于开发者，部署者与服务提供商的责任界定模糊；三是硬性立法与软性指引并存，欧盟与中国是仅有的制定专门人工智能硬法的经济体。

这些共性对国防领域构成特殊挑战：技术标准碎片化使跨国军事合作合规成本上升，据北约测算，成员国间因标准差异导致的项目延期平均达 14%；数据保护法规限制训练数据获取，某欧洲国防承包商 2024 年因无法合法使用民用图像数据，导致目标识别系统研发停滞；反垄断监管可能拆分国防供应商，美国某科技巨头被拆分后，其为军方提供的人工智能安全工具交付周期延长 37%。